2016/07/25 | 來源：品牌紅木網
[摘要]閩作、蘇作是明式家具的重要兩大系統，廣作是后起者，而“京作”觀念可能存在歷史的誤解。明式家具在北京地區應沒有生產，使用時依靠外地輸入。
張輝簡介
畢業于山東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先后任職河北省博物館、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后，在北京多家出版社任策劃組稿編輯，并創建北京紫都苑圖書發行公司。著有《曾國藩之謎》(經濟日報出版社)，主編《曾國藩全集》(中國致公出版社)、《中國通史》(中國檔案出版社)、《中國名畫全集》(京華出版社)、《古董收藏價格書系》(遠方出版社)等著作。從2000年開始，從事明清家具、文玩古董收藏和研究，現為三家專業藝術媒體專欄作家。將考古學、人類學、圖像學、歷史學之方法論引入家具研究。
根據考察，筆者認為，明式家具有兩大制作重鎮。
一是福建沿海地區的漳州、泉州、福州、莆田地區，其產品稱為“閩作”、“閩式”。由于早期著作只是提及蘇作、廣作及“京作”，古董從業者早年念及商業機密，許多黃花梨器物出自福建地區的情況被隱瞞， 致使過去人們強調古典家具的蘇作、廣作和京作，“閩作”一直無聞于世，一直連概念都未形成。名分尚無，遑論其他。
二是以蘇州為中心的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應天(江寧)、杭 州、嘉興、湖州八府及從蘇州府轄區劃出來的太倉等八府一州, 這一地區也稱長江三角洲或太湖流域，是明清時期全國經濟最發達地區。太湖流域的產品稱 “蘇作”、“蘇式”。此外南通、安徽徽州等地作品也屬于蘇式范疇。
閩作、蘇作是明式家具的重要兩大系統，廣作是后起者，而“京作”觀念可能存在歷史的誤解。明式家具在北京地區應沒有生產，使用時依靠外地輸入。
談起閩作，勢必要回首四百多年前的隆慶開關。僅是從文物鑒賞角度觀察，隆慶開關與黃花梨家具息息相關，對明末文玩之盛功德大矣。當然，宏觀看，國計民生為此改變巨大。
1567年，明代隆慶皇帝登基，就在這一年，隆慶元年，隆慶皇帝準福建巡撫凃澤民奏議，開福建漳州月港為對外口岸，準許民間私人對東洋、西洋進行貿易，史稱“隆慶開關”。
宋元時期，泉州已是東南沿海的重要貿易口岸。明代洪武朝下禁海令后，惡法興惡匪，更助江洋大盜，民間海商遂淪為走私海盜，由走私貿易發展起來的通商口岸，遍布福建沿海各地，其中以漳州、泉州二府最為突出，“成、弘之際，豪門巨室，間有乘巨艦貿易海外者”，“瀕海大姓私造艦，歲出諸番市場”。漳州月港形如月亮而得名，“僻處海隅，俗如外化。”因偏僻不被官署注意，走私集團逐漸勢大，“居民多貨番善盜”， 官府連年圍打，已剿不勝剿。嘉靖年，這里成為東南最大的民間（走私）貿易口岸，又有“閩南一大都會”之稱。
民間力量強大后，至尊的朝廷也要退讓，舊日的法規和價值評說也會因時因事而易。為解決朝廷財政拮據，尤其是要解除海盜困擾，明朝廷被迫在月港開關。
征戰倭寇（其間多為中國海商、海盜）多年的名將戚繼光被調往北方薊州為守將。
一個時代結束了，另一個海外貿易語境下的新時代開始了。
至萬歷年，月港貿易達到繁盛，取代泉州、福州港，為福建第一大港。
旮旯海灣，一步大棋，影響至深。有學者推算，隆慶開關后，至明朝結束，貿易讓大明帝國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德國學者弗蘭克估計，16世紀中期到17世紀中期的百年間，由于在歐亞貿易中，對方以白銀作為支付手段，相當于全世界白銀總量的三分之一，流入中國。① “如此巨額的白銀流人中國，勢必對中國的社會經濟發生影響。出口的生絲、絲織品，主要來自太湖流域，以及以這一地區的“湖絲”為原料生產絲織品的閩廣地區，大量的外銷，必然帶動這一地區的經濟發展，明清時代這一地區社會經濟的蓬勃發展，由此可以獲得索解。”②
海上貿易的發展對于中國社會經濟的直接影響，一是極大地促進了晚明“近代社會轉型”“早期工業化”（前幾十年，多以“資本主義萌芽”概念名之）的發展，二是導致江浙一帶手工業的極大繁榮。這兩點是我們理解包括明式家具在內的晚明藝術品勃興的另一個基礎點。
對于海商來講，變犯禁走私為正常納稅貿易，洗黑為白，貿易量自然陡增。硬木材料從嘉靖年已經開始出現需求，不過是走私為之。現在可以由合法渠道大規模輸入。原料滾滾而來，這正是隆慶、萬歷年間，黃花梨、紫檀等硬木家具浩蕩而出的主因。
正如后來清康熙在廣州重新開關，導致廣作家具勃興。廣州在清中期后成為天子宮廷的家具“南庫”，執掌整個清式家具的制作天下。口岸造就和壯大了城市，城市成為加工制造基地，木材的進口重要口岸地區自然成為家具的制作重鎮。晚明清初，福建沿海的幾個城市為重要的口岸，福建成為明式家具最大、最早的生產基地。
同理，再向后看，鴉片戰爭后，上海開埠，上海逐漸成為制造和文化中心，蘇州自明代以來的文化中心地位被取代。在清晚期、民國，紅木家具生產的重鎮一個是上海，另一個是廣東。
其實，閩作在明式家具中不得小覷。其藝術成就與蘇作不分軒輊，其制作數量當超過蘇作。
那么，閩作明式家具是什么形態的呢？可以歸納六個基本特點：
（1）閩作明式家具起步最早，得海運港口便利之助。
（2）閩作明式家具數量巨大，亦受益地緣優勢。
（3）閩作家具用料粗碩，器型高大。口岸之便，遂有洋木之饒。閩作（以及后來的廣作）煌煌大料就近可取的近水樓臺之便，造就了閩作豪放的用料方式和高大宏偉的形制風格。實例見圖一、圖二。這一點明清兩朝硬木家具概莫能外。
清早期黃花梨螭龍紋翹頭案（圖一）、黃花梨三彎腿供桌（圖二）。這一點明清兩朝硬木家具概莫能外。
圖一 清早期黃花梨螭龍紋翹頭案 長233.7厘米 寬41.3厘米 高90.2厘米 （蘇富比紐約拍賣會，1996年3月）
圖二 清早期 黃花梨三彎腿供桌
（4）閩作家具雕刻發達，超越蘇作，紋飾圖案豪放華美，秾華綺麗；線條有方正有力者，又有曲卷圓潤者。實例如黃花梨供桌（圖三）、黃花梨子母螭龍紋鑲大理石座屏（圖四）、黃花梨螭龍紋翹頭案（圖五）。
圖三 清早期 黃花梨供桌 長105厘米 寬65厘米 高87厘米 （香港兩依藏博物館藏）
圖四 清早期 黃花梨子母螭龍紋鑲大理石座屏 長181厘米 寬41厘米 高215厘米 （羅伯特·雅各布遜·尼古拉斯·格林利：《明尼阿波利斯藝術館藏中國古典家具》）
圖五 清早期 黃花梨螭龍紋翹頭案
（5）閩作家具其風格源遠流長，至晚清民國，仍傳承于硬木家具上。
（6）早期閩作與蘇作形態上有極大的相同性，越到后期，各自的地方風格越明顯。
貿易和口岸造就和繁榮了城市，而城市是藝術品和手工藝品的制作平臺。在“閩南一大都會”和隆慶開關的背景下，閩作明式家具走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7）閩作明式家具具體器物形態尚有待進一步梳理，明確可知的是：案子桌子好用獨板面板；案子喜香爐腳；插屏框架常作大小框；羅漢床、架子床圍子善用板材雕刻，不像蘇作多以攢接、斗簇而為；有的羅漢床、架子床腿足兩側加羅鍋棖；有的椅子座盤下置攢框券口式結構體：有的構件起燈草線，線條之外大面積鏟地，燈草線孤立地高于鏟地，而蘇作的燈草線是燈草線與構件最高點等高；有的柜子下牙板邊緣出羅鍋棖式曲線；有的銅件拉手超長，長為寬的兩倍以上。器物多重工雕刻，多子母螭龍紋，形象生動。
（①德·弗蘭克著，劉北成譯《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
（②樊樹志：《“全球化”視野下的晚明》，《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1期）。
（來源：第三十五期《品牌紅木》雜志 張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