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1/16 | 來源：《品牌紅木》雜志
[摘要]以太湖流域為中心的“蘇作”地區是明式家具“閩作”和“蘇作”的兩大制作中心之一，其生產的明式家具最優美、最精致。閩作明式家具受沿海口港所賜，而蘇作明式家具則是另一種特殊的歷史境況下的產物。
以太湖流域為中心的“蘇作”地區是明式家具“閩作”和“蘇作”的兩大制作中心之一，其生產的明式家具最優美、最精致。閩作明式家具受沿海口港所賜，而蘇作明式家具則是另一種特殊的歷史境況下的產物。
蘇作地域包括以蘇州為中心的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應天(江寧)、杭州、嘉興、湖州八府及從蘇州府轄區劃出來的太倉等八府一州，這一地區也稱長江三角洲或太湖流域。此外南通、安徽徽州等地作品也屬于蘇式范疇。
此區域是明清時期全國經濟最發達地區，是貴重工藝品的制作中心。這點是理解蘇作明式家具的一把鑰匙。
沿著這個思路，理解蘇作代表著明式家具的最高成就，可以觀察以蘇州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或太湖流域之藝術品加工背景：
（1）首富之區。明清時期，由于區域經濟變遷，太湖流域在此時經濟發展一枝獨秀。在16世紀中期到17世紀中期（即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間,海外貿易換取歐亞貿易白銀的生絲、絲織品，主要來自太湖流域，由此，這一地區成為首富之地。其經濟必然由此進一步在各方面深入發展。首富之區就是經濟中心、文化中心、消費中心，制作中心和流通中心，全國的頂級工藝品都有人制作，薈萃于此。
此時期海內外物產珍貴盡聚于蘇州等地。海內各地珍貴特產，海外之香料、木材、珍稀動植物品等，在強烈的需求下，不遠萬里而來，加工后又分銷四方。蘇州等地在分銷這些高檔的成品中具備巨大的能量。
史料稱：商貿販沼，近自杭、歙、清、濟、遠至薊、遼、閩、陜。（見明萬歷《嘉定縣志》卷六，劉兆佑《中國史學叢書》三編）。
各種高檔商品、奢侈產品中，黃花梨、紫檀的家具自然包括在內。
圖1_黃花梨四出頭官帽椅
晚明時期，高檔商品的消費中，“以蘇州為中心，附帶江南地域，構成一個輻射全國的時尚效仿傳播體系。”此時的蘇州，作為晚明時期造物藝術的中心城市，對全國各地域時尚流行的影響舉足輕重，所謂“吳市日鶩新異，趨時者竭蹶勉應。”何良俊（1506-1573）在《四友齋叢說》中言道：“年來風俗之薄，大率起于蘇州，波及松江。”
這種時尚仿效流行的情形，甚至波及京城。面對這股強大的時尚消費潮流需求，蘇人則以日益求精創新的方式來應對，所謂“造作者以新式誘人，游蕩者以巧冶成習。“蘇人以自己的努力和域外的認可，形成和確立了自己獨特的造物藝術樣式和審美品位。‘蘇樣’‘蘇意’的稱謂，無論褒貶，從造物藝術的角度來看，既是以蘇州為樣板的時尚造物藝術的效仿和傳播互動影響的結果，亦是對蘇州造物藝術工藝所取得成就的一種肯定。”（鞏天峰《時尚消費與時尚傳播的互動效應對晚明造物藝術的影響》《裝飾》雜志2013年第3期）。
（2）奢靡風盛。明晚期，社會富足，奢糜風氣起，侈器豪物必興。漢、唐、宋、明、清、民國歷代如此。晚明天下承平，社會財富驟增，大量的財富被少數官貴商賈鄉紳占有。蘇州地區又一次領風氣之先。“江南之侈尤莫過于三吳。”（明·張瀚《松窗夢語》，頁97，中華書局）。
奢靡風尚固然是偏貶義的詞匯，但在貧困交加、缺衣少食的時空中，哪里有精美的工藝品可言。
（3）產品整體的高品質性。蘇州地區生產的工藝品和奢侈品，生產史上被稱為“蘇樣”“蘇意”“蘇作”“蘇式”，它們總是代表著某一門類的最高水準和前衛水平。
清人納蘭常安曾云：蘇州專諸巷，琢玉、雕金、鏤木、刻竹、與夫髹漆、裝潢、像生、針繡，咸類聚而列肆焉……凡金銀、琉璃、綺、銘、繡之屬，無不極其精巧，概之曰蘇作。（清·納蘭常安《愛宜室宦游隨筆》卷一八。謝國楨《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編》上，頁90，福建人民出版社）。
當一個地區社會生產和消費良性互動時，會呈現消費中需要高品質商品的需求，制作者則更注重產品的質量以贏得客戶。經濟史家研究指出，明清蘇州地區的手工藝產品，表現為以高品質占領市場，賺取高額利潤為特點。張翰說：“四方重吳器，而吳益工于器。（明·張翰《松窗夢語》卷四，頁85，中華書局）。
明清江南地區突出的高消費行為，是以奢侈品消費為大宗，其手工業生產奉行的是質量競爭，而不是價格競爭。這完全體現著奢侈品的特征。與此相反的大眾產品，則是以高產量、低成本、低價格占領市場的。盡管有人認為從社會發展史角度看，這樣的奢侈品消費無益于經濟結構的突破。
（4）巧工良匠。沒有良匠、哲匠便無奢侈品。無奢侈品構成不了奢靡浮華的年代。從生產角度觀察奢侈品和工藝品的制作，首先要肯定一個重要元素——高智力、高技藝的人力，也就是能工巧匠。
圖2_黃花梨攢牙板方桌
蘇州地區在奢侈品生產法則（即以高品質獲取高回報的生產法則）下，手工業各個工藝門類普遍高質量地發展，能工巧匠一時紛紛登上歷史的舞臺，出現了大量名牌匠師。
袁宏道說：“近日小技著名者尤多，然皆吳人。”（明·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一六《時尚》）。此類史料記載極多。巧匠的制作，器實精良，他人不及，非為虛得浪名。諸多名牌行業和名家出現，代表了蘇州地區在各個行業工藝制造上，獨步一時的狀態。
社會經濟背景如是，工藝品行業如此，故而，私家園林、高檔屋宇、精妙器物文玩得到長足發展。蘇作明式家具作為其間一份子，贏得了工藝美學發展的歷史機會。
（5）木作傳統。蘇作家具還有一個必備的工藝條件，那就是太湖流域和徽州地區具有高品質的柴木匠作傳統，這是長久而寶貴的歷史積淀。古來柴木家具細致的匠作工藝和精巧的款式是蘇式明式家具的堅實基礎。
無論閩作、蘇作明式家具，在初始時期，仿制、拷貝了此時的柴木家具，兩者形態在明萬歷年前后存在交叉、重疊，有很強的一致性。換句話說，就是在明代嘉萬時期，當黃花梨等木材販運到大陸，對其加工制作的工匠就是制作柴木家具的高手。所以其此時的明式家具之作必然與柴木家具式樣一致。
蘇作家具有自己的主要特點：
（1）器型高大者少，用料秀氣，如黃花梨四出頭官帽椅（圖1）。江南地區使用海外木材，木料由沿海運到內地，就金貴了太多。運輸成本的高昂，使江南家具在用料上，來不得半點奢侈，這也是成就了蘇式家具保持著精致細巧風格的原因之一。此處缺點成就彼處優點。當然，江南人細膩的工藝傳統是需要另外展開的話題。
（2）用料合理節儉，善于攢小成大，攢、斗、垛等作品較多。如黃花梨攢牙板方桌（圖2）。
圖3_黃花梨圓角柜柜里
（3）桌、案、幾、椅、凳、墩、櫥、柜的面底里面和椅子背后常常批灰掛麻髹紅漆或黑漆。如黃花梨圓角柜柜里（圖3）。
（4）主體硬木的結構中，有時以楠木、杉木、鐵梨木作局部構件，如桌案穿帶、柜櫥后背面、抽屜底等。
（5）注重線腳，形式多變，有碗口線、燈草線、皮條線、文武線、弄堂線、捏角線、活線、鯽魚背線凹線等等。如黃花梨夾頭榫大畫案（圖4）。
圖4_黃花梨夾頭榫大畫案
有趣的是宜興紫砂壺的制作工藝上，也使用這些線腳名詞。無論誰借鑒誰，都說明它們是江蘇地區的特色。
當時太湖流域與沿海地區的交通貿易的口岸主要是福建漳州的月港等口港。晚明的黃花梨原料來源也大致不外乎上述幾條路線，月灣港自隆慶元年開關，無疑是海外貿易的最重要口岸。但同時，民間海商在東南沿海各港口的小規模走私和活動也不曾停止過，如歷代如此這般。
在明式家具早期，尊從漆木、柴木家具的基本范式，各地硬木家具形態一致性較大。進入明式家具晚期，即到清早期，閩作和蘇作家具的形態則越來越多地表現為有所區別和分化。
總的說，兩地都是明清富裕之區，也都屬于絲制品的生產和加工地，是明清奢侈風尚的流行區。蘇地的生絲、絲綿、棉布多由福建口岸外銷，蘇作木材原料多由福建口岸而來。江蘇、福建兩地交往、交流極為密切，兩地家具制作大形態上自然有一定的相近性。
全聯藝術紅木家具專業委員會專家顧問、明清家具研究學者張輝
張輝，畢業于山東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先后任職河北省博物館、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后，在北京多家出版社任策劃組稿編輯，并創建北京紫都苑圖書發行公司。著有《曾國藩之謎》（經濟日報出版社），整理《曾國藩全集》（中國致公出版社）、《中國通史》（中國檔案出版社）、《中國名畫全集》（京華出版社）、《古董收藏價格書系》（遠方出版社）等著作。從2000年開始，從事明清家具、文玩古董收藏和研究，現為三家專業藝術媒體專欄作家。將考古學、人類學、圖像學、歷史學之方法論引入家具研究。2017年出版《明式家具圖案研究》（故宮出版社）。
（來源：第四十九期《品牌紅木》雜志 張輝∕文 張星∕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