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0/06 | 來源：名鼎檀紅木家具網
[摘要]新式的家具和新的生活習俗最終是淘汰了已過時的家具和舊的習俗，與之相適應，人們的禮節也自然隨之有了新的變化，于是與席地起居相聯系的禮儀制度也就成為歷史的陳跡而被人遺忘了。
在中國古代，人們席地起居的習俗由來久遠，延續的時間很長，至少保持到唐代。根據考古發掘，最遲在距現在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時代，人們已經較熟練地掌握了建造原始房屋的技術，以已經建成遺址博物館的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村寨遺址為例，那里發現了幾十座當時的半地穴式的房屋的基址；有方形的也有圓形的，有較小的還有較大的，可以據以復原出這些遠古房屋的面貌。局限于低下的生產力和原始的技術條件，它們都是簡陋而低矮的，內部空間狹窄，人們在里面只能席地坐臥，還談不到使用家具。
為了干燥舒適，人們建造時把泥土的地面先加焙烤，或是鋪筑堅硬的“白灰面”，同時在上面鋪墊獸皮或植物枝葉的編織物。這些鋪墊的東西，也可說是當時室內僅有的陳設，它們就是后代室內離不開的必備家具“席”的前身，或許可以說是家具的最原始的形態。當時日常生活使用的器皿主要是陶質的，它們都是放置在地面上使用的。進入青銅時代以后，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工藝技術日益提高，自然導致人們日常生活的面貌發生了變化。首先是居住條件有所改善，殷周時期中國古代建筑形成以木構架為主要結構方式，抬梁式木構架已初步具備，并使用了高臺基，開始用瓦鋪蓋屋頂。統治階級的宮室更是宏大華美，在河南安陽殷墟和陜西吱山周原等地發掘出土的宮室建筑群都是很好的例證。
一般的居民，也比新石器時代有所改善。隨著房屋建筑日漸增高和寬闊，室內空間隨之日益增大，僅有供鋪地和坐臥的席既不能滿足室內陳設的需要，又難于滿足人們使生活更舒適的追求，于是室內家具的設計和創造自然提到日程上來了。同時，在構筑房屋和修造棺槨中成熟的木工技術，特別是各種榫卯結構，為制造家具準備了技術方面的條件。新石器時代出現的漆制日用器皿，在殷周時期有了很大發展，又為家具制造提供了保護和裝飾的手段。不過，當時的建筑技術雖大有進步，但與后代相比室內頂高的增加和空間的加大還是有限的。同時，傳統的席地起居的習俗也是新的家具必須適應的基本條件。因此，最早出現的家具除席外，還有可供坐臥的低矮的床，更小些僅供坐的榻，可以靈活地分割室內空間的屏風，盛放衣物的箱、笥。一有了床、榻，一切日用器皿都放在地面上就不太方便了，即使不坐在床上，進食時一切器皿都放在地上也不夠舒適，于是陳放器皿的“翻幾”、“案”也隨之出現。
在這些家具中，最古老的“席”的位置還是最重要的，在室內地面先要用它鋪滿，以保持清潔舒適，因此這種專供鋪底的席——縫，也被用作計算較大的宮室建筑面積的單位，據《考工紀》記載：周人明堂，夕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宗一筵，五室九二筵。“如果以周尺一尺為１９.９１厘米計，九尺之筵約為１８０厘米，也可證當時室內的高度是有限的，僅宜于席地坐臥。除了筵外，供在筵上坐臥的笈幾乙案、屏風等，都是隨用隨置，根據不同場合作不同的陳設，不像后世的家具那樣一般有固定位置，平時陳放不動的。由于上述情況，相應地就出現了一些基本禮節。因為室內滿鋪著筵；整潔美觀，所以人們進室內要先脫掉鞋子——屨，以免將污泥塵土帶進室內，踏臟鋪筵。于是這就形成了一種禮節，在室內是不應穿鞋的，人人如此；君王也不例外。《左傳·宣公十四年》，楚莊壬聞知人殺死聘于齊的楚使申舟，氣得“投箸而起，屨及于窒皇，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室”。因為在室內不穿鞋，所以楚壬氣得沖出室外時，不及納屨，從者送履到前庭（即窒皇）才迫及。
古人的禮儀對家具的影響
同時，臣下為了表示尊敬，去見君王時不僅在室內不能穿鞋，連襪子——韉也不能穿，必須赤足。《左傳·哀公二十五年》記述了下面一件事，“衛侯為靈臺于藉圃歹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贛而登席，公怒”。于是褚師聲子趕忙解釋說，我的腳有病蘿與平常人不同；如果見到了夕您會嘔吐的，因此不敢脫去襪，孔衛侯更加生氣。蘿大夫們都為褚師辯解，衛侯仍以為不可。直到諸子出去后，衛侯還以手叉腰罵道：“必斷而足”可見當時在王侯面前不脫襪子是極為失禮的。直到隋代，還認為“極敬之所，莫不皆跣”（《隋書·禮儀志蘿》）由于進室脫屨，因而就形成了與急相關的許多禮節，在《札記·曲事》中有許多規定，例如嚴侍坐于長者，屨不上于堂。解屨不玫當階。就屨，跪而舉之，屏于側。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另外，看到門外有兩個人的屨，如果聽不到屋內談話的聲音就不能進去，那是因為兩個人小聲說話不讓人聽見，自有隱私之事，而知道人家的私事是不禮貌的。
再如席是起居所不可少缺的家具，圍繞著它也有許多禮節派生出來.一個有禮貌的人應該“毋躇席”，也就是席南方位有上下，當坐時必須由下而升，應該兩手提裳之前，徐徐向席的下角，從下面升。當從席上下來時，則概由前方下席。陪同客人一起進室時，主人要先向客人致意，請人將席放好，然后出迎請客人進室。如果客人不是來此赴宴，而是為了談話，就要把主、客所坐席相對陳鋪，當中留有間隔，以便于指畫對談。一般同席讀書，多系摯友，但那也許會因志趣不同而分開，例如《世說新語》中有一則關于管寧和華歆的故事，二人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日：“子非吾友也”。在《儀禮》中的“士冠禮”、“士婚禮”；“鄉飲酒禮”等禮進行中的許多繁縟的規定，常常缺少不了升階、鋪筵、布席、授幾、升席、降席……等細節。《周禮·春官》在禮官之屬中有司幾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西晉以后，居住在邊遠地區的一些古代少數民族先后進入中原地區，出現了規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的局面，自然也引起生活習俗方面的新變化。同時暢通的絲綢之路成為加強中外文化交流的紐帶，佛教東傳和流行，改變了古代中國傳統的宗教信仰，也在文化藝術乃至生活習俗方面有著深遠的影響。因此，舊的傳統和舊的禮俗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建筑技術的進步，特別是斗拱的成熟和大量使用，增高和擴展了室內空間，也對家具有了新的需求。凡此種種，使席地起居的習俗受到沖擊，隨著社會習俗的變化，也影響到家具產生了新的變化，形成由矮而高的趨勢，開始出現新的器類，桌、椅都在唐代的壁畫中出現了，特別是在西安唐玄宗天寶十五年（７５６年）高力士的哥哥明威將軍檢校左威衛將軍高元珪的墓中，出現了墓主人端坐在椅子上的壁畫，椅子的形象較拙樸，椅腳粗大，像是立柱，在靠背的立柱與橫梁之間，用一個大“櫨斗”相承托，明顯地說明是汲取了木構建筑中大木構架的式樣，結構笨重，但造型頗為穩定，表明這時椅子還屬于“啟蒙時期”。
到五代時這些新出現的家具就趨于成熟了，著名的《韓熙載夜宴圖》中，可以看到各種桌、椅、屏風和大床，圖中的人物完全擺脫了席地起居的舊的習慣，自然也無從遵守進室脫屨的舊禮俗了。不過守舊的習慣勢力還是相當頑固的，桌、椅的流行直到宋代還受到上層社會的頗大的阻力，據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四：“徐敦立言：往時土大夫家，婦女坐椅子兀子，則人皆譏笑其無法度。”可見北宋時士大夫家內婦女還不得坐椅子這類新式家具。不過在一般居民中乃至地主的家庭中，桌椅已頗為流行，這可從北宋墓中壁畫常見桌椅圖像，而墓壁也常用磚嵌砌出桌椅的形像得到證明。無論如何，新式的家具和新的生活習俗最終是淘汰了已過時的家具和舊的習俗，與之相適應，人們的禮節也自然隨之有了新的變化，于是與席地起居相聯系的禮儀制度也就成為歷史的陳跡而被人遺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