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8/04 | 來源：《新中式時代·2018中國（中山）新中式紅木家具展會刊》
[摘要]新中式家具的設計應更多地考慮中國人的文化特質，在整個中國社會尚未完成現代化轉型之前，客觀上不具備形成穩定的風格的條件，因此更適宜從款式上著力，培養廣大民眾審美品味，假以時日定能夠形成中國獨特的現代化風格。
全聯藝術紅木家具專業委員會專家顧問、上海市家具研究所副所長許美琪
中國的文明是一個世俗化的文明，配天的中國是中國人的信仰。中國文化是以人為中心的，把人、現實的人、人的現實生活放在第一位。中國傳統知識體系基于歷史經驗的實用理性之上，它更重視實踐性。現代的中國人已經接受了西方的理性主義和科學精神，并融合了東方的人本主義。新中式家具設計應更多基于中國人的文化特質來考慮，以民族形式作為載體，建立中國的現代家具風格。
“配天的中國”是中國人的信仰
中國文明的連續性、兼容性和非宗教性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現象，這種存在必定有其合理的理由。中國文明的連續性表明這種傳統具有某種穩定發生作用的客觀機制，使其欲罷不能；中國文明的兼容性則意味著利益動力成為一種無法拒絕的存在，為了謀求最大的利益必須采取兼容的共在方式，或是說，其為最大的公約數。中國歷史上不乏少數民族的政權如北魏、元朝、清朝，但為什么它們仍是中國王朝，是因為它們都沿用中國傳統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倫理來實行統治，究其根本是為了保證它們的“萬世基業”；“逐鹿中原”成為早期中國四方萬民爭奪最大物質利益和最大資源的博弈活動，這種動力模式形成了一個“旋渦”，把大多數參與者卷入其中，并且難以自拔，最終形成了一個大一統的國家，其包含了多民族和多元文化。這個大一統的內在結構其實質是“天下”，它一直是一種“配天”的格局。因此中國也就成為了一個具有神性的存在，變成了一種信仰。中國文化里不存在如猶太教或基督教中的“摩西十誡”這種人與神的相互約定，因此也就不存在西方意義上的宗教，其形式是人道與天道的相配，也就是“配天”。符合“配天”原則的存在就是神圣的存在，也就成為了信仰，中國人的信仰就是配天的中國。
“配天的中國”信仰下的擇居及建筑文化
“配天”意味著人必須敬畏自然，順應自然。因此古代中國人的思想是自然主義和人本主義的結合。人在天地之間，由家及國，由國及天下，因此在建筑空間布局中非常重視中軸線的概念，并以梁柱式的建筑來表現天－地－人的統一。
家的房屋采用中軸線的對稱布局，其也從微觀上象征了國，更進一步是象征了極度縮小的天下。居住的地域要選擇在“地中”，這是最適合“承天”的正中之點。推而廣之，中軸線對稱布局也具有敬天之意，而其又隱喻著“地中”。
中國的梁柱式建筑的外部輪廓迥異于西方建筑，上面是“翼展之屋頂”，下面是“崇厚階基之襯托”，所有建筑都有實用性和技術性的考慮，包括保暖、通風、采光和堅固等，也有其美學意味。除此以外，中國的傳統建筑格式包含著形而上學的隱喻意味，房屋周圈上方的“翼展屋頂”象征著天，“崇厚階基”象征著地，居于屋內的人就象征性地位于天地之間，寓意“天－地－人”的內在聯系。
中國思想一面是自然主義，另一面是人本主義，雖分兩面，卻又結合一致；順天而宜人，敬天而禮人，不失天道也不失人道，方為周全。最大的房屋是天地，最小的天地是自己的房屋，囊括了天地之意在一居一室之間，正合“配天”的原則，由此也引伸至家國關系——“家是最小的國，國是最大的家”。
中國傳統知識體系的提升和充實
中國文明不像西方文明、伊斯蘭文明和印度文明的形成和發展都以一神教為中心，而是世俗化的文明。面對苦難，西方文明祈禱耶穌救贖，伊斯蘭膜拜安拉，印度教則寄望于梵天，而中國人則堅信“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面對自然，古希臘哲學家走向了物理學的思辨，同時代的先秦諸子并不關心，即便是老子，他的“道”還是生生不息之天道，是屬于倫理學的。中國人永遠在“此岸”考慮問題，而對“彼岸”則“敬鬼神而遠之”。
因此，中國傳統的知識體系基于歷史經驗的實用理性之上，更重視它的實踐性。
但是，實踐性和經驗性過強，科學的理性和超驗的思辨就常易缺位。抽象思維及超驗思維重在邏輯和想象，并以此來探索未知世界和未來世界。缺少了這兩者，內在動力就因之匱乏，發展的空間也隨之大大受限。隨著南北朝、隋唐時期對佛教文化的大量引進和推廣，中國傳統儒學吸收和融匯了佛教的超驗思想，在兩宋時期進入復興時期，產生了一種新的哲學形態——宋學，它以程顥、程頤、朱熹為代表，號稱程朱理學。程朱理學曾極大地影響了中國社會經濟、政治及文化思想的發展。
至明，王陽明建立“陽明心學”，這一思想體系主要包括“心即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三個方面。在“知行合一”上，其解釋道：“知行合一之說，專為近世學者分知行為兩事，必欲先用知之功而后行，遂至終身不行，故不得已而為此補偏救弊之言?！睂τ凇爸泻弦弧敝?，其也曾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边@就是要矢志不渝地將人的內省的功夫和實踐的方法真正統一起來。知與行必須統一，不能“光說不練”，更不能“說一套，做一套”。
陽明心學充實并提升了中國古代哲學，其深化了中國人對世界的認識，對“物”和“心”進行了思辨，確立了新的世界觀；也對“知”和“行”進行了統一，從而提出了方法論。例如，明代家具一方面表現出內斂、端莊如官帽椅，另一方面則表現出極大的張力，如圈椅的弧形靠背和案的翹頭，是陽明理學的物化。
從上述的這些中國人的文化特質來思考新中式家具的設計創新，我們也許可以腦洞大開。新中式家具的定義“新中式家具”在中國高等教育家具設計專業創始人胡景初先生的《家具設計辭典》中被定義為：“指將傳統家具與現代相融合并具創新性的中式家具”，而“中式家具”的定義，胡先生認為其也即“中國風格家具”。這種風格具有相對穩定的內容，一般是指中國明式、清式家具。它們反映了中國社會人們的物質與精神生活的狀況，是中國歷史文化積淀的結果。
從這兩個定義中，筆者認為新中式家具有三層含義：首先，它是一種中式家具，因此它必定具有中式家具的內容，積淀了中國歷史文化；其次，它是將傳統與現代融合的中式家具；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它帶有創新性，是適合現代中國人生活方式的家具。
新中式家具設計的原則
因為新中式家具是適應現代中國人生活方式的家具，所以其設計原則不可能不遵循現代家具設計的原則，即：一是為大眾設計的，適合他們的生活方式的；二是能用工業化方式生產的。
現在有許多新中式的設計似乎忘記了這兩個原則，一種誤區是表現出對藝術追求的自我表達和實現，很多只能用手工制作，而無法進行工業化的生產。而另一種誤區正如《深圳家具報》2017年第10期“卷首語”中所指出的那樣：“……例如這么多年來，所謂的新中式家具，企業總是在已有的家具風格基礎上，或借鑒一點北歐元素，或借鑒一點后現代元素，最后形成了市場上大同小異的新中式家具，毫無靈魂。”這一左一右，說明現階段對新中式家具的真正意義還未認識清楚。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處于一個向現代化急劇轉型的發展時期，消費者的品味在不斷變化之中，出現了極為多元的傾向。在這樣的背景下，家具風格很難形成，更多的是通過款式的變化來適應不同的需求。因此，我們可以在款式上多加創新，在此基礎上，逐步構建起一種具有共識的中國現代風格。
對傳統家具的認識視角
中國傳統家具是以框架為主體，再用板子圍合、分隔而組合成形的。王世襄先生曾總結說：“在明及清前期的家具上，以立木作支柱，橫木作聯結材，吸取了大木構架和壸門臺座的式樣和手法，跟房屋、臺座一樣，家具的平面，縱的或橫的斷面，除個別變體外，都作四方形。四方形的結體是可變的、不穩定的，但由于傳統家具使用了‘攢邊裝板’、各種各樣的棖子、牙條、牙頭、角牙、短柱及托泥等等，加強了結點的剛度，迫使角度不變，將支架固定起來，消除了結體不穩定的缺憾，同時還能將重量負荷，均勻而又合理地傳遞到腿足上去?！?顯然，傳統家具的造型、結構、裝飾等是古人以“成本最低、收益最高”的原則來設計的。在沒有現代木材加工技術和現代五金之前，這種連接方式是最合理的。
但是，新中式家具的設計可以充分利用現代木材加工技術和五金來表現中式的特點，例如，“攢邊裝板”可以采用中纖板作為芯板，加上單板貼面和實木封邊來完成；而傳統家具中的棖子、牙條、牙頭等構件是或可以棄之不用的，或僅作為裝飾件但利用五金件進行連接就足以保證結點的剛度和結體的穩定。
新中式家具設計的藝術原則
中國傳統藝術是一種線型的藝術，時間的藝術；而西方古代藝術總體上說是一種塊的藝術，空間的、雕塑的藝術。線型藝術呈現的是一種生命的時間音樂之美，一切猶如樂音在時間中流淌，一切藝術的內容都在時間與線型中呈現，化空間為時間。
明式家具也是一種典型的線性藝術。中國明式家具研究所原所長濮安國先生在《中國紅木家具》一書中總結明式家具藝術風格時指出，明式家具具有“委婉的造型，勻稱的比例，清秀的線條”。內斂的造型和比例的勻稱姑且不論，而所謂“清秀的線條”，則不難在明式家具中發現，如明式的圈椅中，椅圈（月牙扶手）、聯邦棍、券口牙子等處以極為流暢的線條，表現出一種靈動的藝術之美，任隨百年流逝，但它依然生動活潑，把時間凝結其中；再者如官帽椅、玫瑰椅等，用圓潤，簡練的線體零件構成了造型優美、形態生動的空間。
而清式家具不然，濮安國先生對其評論說，“整體造型厚重，體形龐大，色彩強烈，……強調形體的裝飾美。多種精細的鑲嵌，精細繁縟的雕刻，突出地表現了傳統家具的工巧美，……”這與西方古代藝術類似，是以塊和空間雕塑為主體的風格。
線型藝術和塊狀藝術，是東西方民族藝術的不同傳統和形式，綠肥紅瘦，各有千秋。在新中式的設計中，固然能以中國傳統的線型藝術為主要形式，但如果適當地結合塊狀藝術，相信可以取得互補的效果。
以平等心看待中式家具與西方家具的不同
公元1500年以后，東、西方世界進入了一個交替上升和下降的周期。文藝復興時期，由于宗教改革和地理大發現，西方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進入了上升通道，建筑和家具也相繼進入了巴羅克、洛可可、新古典主義的燦爛發展時期，而中國的明、清社會，在政治上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改革，盡管商品經濟顯著發展，在16到17世紀，明代家具達到了巔峰，但至17世紀中葉的康乾之后，中式家具就不斷地走下坡路，失去了在家具文明中的前沿地位。
但是，當代的全球史研究認為，所謂整個全球化由西方主導的觀點并不正確。當時中國家具的衰落主要是國內政治經濟等原因的結果，中西家具的交流仍然是雙向的，中國家具實際上對西方家具有著很大的影響。人類文明的發展從來不是直線型的，出現交替的上升和下降是完全正常的。因此，增強民族的自信心，以平等心看待中西家具不同的發展歷程，既不妄自尊大，更不妄自菲薄，在今日顯得尤為必要。
結語：
古代中國人的文化特質在于他們的實踐主義、經驗主義和歷史主義，他們注重的是人的本身和現實生活，知性遠甚于理性，漠視內省和對未知的探索，但在陽明心學的影響下和民俗文化自發的生長中，也表現出創造性的張力?，F代的中國人已較多地接受了西方的理性主義和對未來的探索精神，但對宗教式的內省仍缺乏熱情，因此在審美趣味上較多地表現出世俗性的功利傾向，盡管如此，在當今全球化、信息化的時代，現代中國人的思想顯得更加開放和包容，他們的文化特質也更多地表現出創新性，勇于探索未來。
新中式家具的設計應更多地考慮中國人的文化特質，在整個中國社會尚未完成現代化轉型之前，客觀上不具備形成穩定的風格的條件，因此更適宜從款式上著力，培養廣大民眾審美品味，假以時日定能夠形成中國獨特的現代化風格。（來源：2018新中式紅木家具展會刊《新中式時代》 許美琪∕文 張星∕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