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4/17 | 來源：新浪收藏
[摘要]在家具的收藏和研究領域，無論學術界、市場還是行業本身，一直都存在對木料的辨析及市場價格定位等問題上的分歧。其中圍繞海南黃花梨與越南黃花梨之間的爭論更是層出不窮，引起眾多學者、收藏家、企業家以及古典家具愛好者的關注。
在家具的收藏和研究領域，無論學術界、市場還是行業本身，一直都存在對木料的辨析及市場價格定位等問題上的分歧。其中圍繞海南黃花梨與越南黃花梨之間的爭論更是層出不窮，引起眾多學者、收藏家、企業家以及古典家具愛好者的關注。
那么，海南黃花梨與越南黃花梨究竟有怎樣的差別？在傳統家具聲名最盛的明清時期，家具中黃花梨用材的構成情況又是怎樣？在當前的行情之下，我們又該如何看待這一“海越之爭”呢？
一、黃花梨俗稱的演變
圍繞古典家具傳統名貴用材海南黃花梨與越南黃花梨的爭論（簡稱“海越之爭”），可以說是由來已久。究其緣由，首先在于名稱上的一些分歧。中國古代對于植物的分類并沒有依據嚴謹的科學分類方法，眾多史籍記載的“黃花梨”既有產地的不同，也在不同的史籍與歷史時期有“花梨”、“花櫚”、“黃花梨”等名稱的變化，但并沒有標明對應準確的樹種，可以說只是籠統的泛稱而已。
黃花梨起初似乎最早見于醫書的記載，如唐代藥學家陳藏器的《本草拾遺·木部卷第四》載：“櫚木，出安南及南海，用作床幾，似紫檀而色赤，為枕令人頭痛，為熱故也。”到了明代，著名藥學家李時珍援引了陳藏器的這條記載，并在其《本草綱目·卷三十五》增加了一條對“櫚木”的集解：“木性堅，紫紅色。亦有花紋者，謂之花櫚木，可作器皿、扇骨諸物。俗作花梨，誤矣?！?
從《本草綱目》的記載來看，與“櫚木”相比，在李時珍生活的晚明社會，“花梨”或“花梨木”作為黃花梨的名稱應該使用得更為普遍，大多用來稱呼家具、文玩所用黃花梨木料，如刊行于明天啟年間的《博物要覽》以及成書于崇禎年間的《長物志》，在涉及黃花梨的地方均寫成“花梨”或“花梨木”。即便是可以確認是今天所稱的海南黃花梨，編于萬歷年間的《瓊州府志》也只標寫為“花梨”（見《瓊州府志·卷三·土產上》）。
而回轉至明初永樂至宣德年間，在鄭和七下西洋期間，借由航海經歷，他的一些隨行官寫成了不少記載海外番國風物的地理志書。在這些書中，得以存世而記載最詳的當屬馬歡的《瀛涯勝覽》，其中便有兩處記載到了黃花梨，原文如下：
其國產黃連香、羅褐速香、降真香、沉香、花黎木，象牙、翠毛等物。
——明·馬歡《瀛涯勝覽·暹羅國》
有等小樣椰子殼，彼人旋做酒鐘，以花黎木為足，用番漆漆其口足，甚為稀罕。
——明·馬歡《瀛涯勝覽·溜山國》
但到了晚明萬歷年間，由黃省曾抄錄、改編自《星槎勝覽》《瀛涯勝覽》等書的《西洋朝貢典錄》在談到上述兩條記錄時，卻都將“花黎木”改成了當時俗稱的“花梨木”或“花梨”。
國之西北可二百里，有市曰上水，多花梨木、黃蠟，多白象、白鼠、獅子貓。
——明·黃省曾《西洋朝貢典錄·暹羅國第十》
凡為杯，以椰子為腹，花梨為跗。
——明·黃省曾《西洋朝貢典錄·溜山國第十四》
對比這兩本書對同一事物的記錄，我們可以發現，明初的一些地理志書談及黃花梨多稱“花黎木”，而到了晚明，“花梨木”或“花梨”的名稱似乎更為風行，在稱呼文玩、家具時乃至地方方志中廣為采用?！盎ɡ枘尽迸c“花梨木”，雖然發音相似（海南黎族人“黎”的發音與“梨”有些不同，所以只能說是相似），但這兩個不同的名稱得以出現并都載于史籍，其背后必有一定緣由。對此緣由，從明代嘉靖年間文人顧岕（jiè）編寫的《海槎余錄》的記載中或許能找到一些依據，其載：“花梨木、雞翅木、土蘇木皆產于黎山中，取之必由黎人，外人不識路徑，不能尋取，黎眾亦不相容耳?！?
據此，我們不妨猜測，“花黎木”系黎族人對當地海南黃花梨的俗稱，而明初馬歡等人通過多次航海知道有此名稱，所以當他們在東南亞其他國家見到與海南黃花梨特征相似的樹木（我們現在所稱的越南黃花梨）也名之以“花黎木”而將其記載在冊。但在當時國內，對黃花梨卻都存在“櫚木”（作為中藥）以及“花梨”（作為木料使用）或“花梨木”等不同稱呼。特別是晚明以后，“花梨”與“花梨木”似乎更被人們認可，從此在社會上廣為流傳。
明代黃花梨龍紋翹頭案
而談及“黃花梨”一詞，起初大家多認為它出現于民國初期，后來根據一些學者的考證，它最早應該出現于晚清光緒年間，只是因為當時少有人用而一度擱置。后來的德國學者古斯塔夫·艾克著寫《中國花梨家具圖考》，在談及中國傳統家具的花梨木料時，卻又一連提到了“黃花梨”“老花梨”及“新花梨”三個名稱。而王世襄先生在其《明式家具研究》中進行過考證，認為“所謂‘老花梨’就是‘新花梨’，二者乃是一物。它和黃花梨差別顯著，絕非同一樹種?！睂嶋H上無論是古斯塔夫·艾克還是王世襄先生，對于這三種名稱的分辨，都沒有采集或拍攝完整的木材樣本或加以精確的描述，用作后世區分鑒別的參照標準。由此也為今天海黃、越黃的爭議埋下了伏筆。
二、“海越之爭”的內容
1.名稱之爭
“海越之爭”雖然由來已久，但其受到大家的廣泛關注則應該是在改革開放之后。值得一提的是，在改革開放初期，無論是王世襄先生還是其他一些學者，由他們編寫的一些古典家具圖冊及發表的學術論文都沒有對海南黃花梨和越南黃花梨進行厘清，也沒有去刻意區分黃花梨的不同產地，一概都通稱為“黃花梨”，所以也使這一名稱被廣為流傳。到了20世紀90年代，海南黃花梨資源已十分稀缺，在此期間當代仿古家具行業開始引入越南黃花梨以作為海南黃花梨的替代木料，但因兩者價格的懸殊，圍繞樹種名稱、材質、價格等內容的“海越之爭”便開始在業內顯現且愈演愈烈。
明代黃花梨龍紋翹頭案局部紋理相對松散，帶有明顯的越南黃花梨特征
在樹種歸屬及名稱認定方面。對海南黃花梨與越南黃花梨進行辨析、研究，確切來說始于20世紀50年代現代植物學的介入。單就海南黃花梨而言，它經歷了從“海南檀”（見侯寬昭主編《廣州植物志》）到“降香黃檀”（見成俊卿主編《中國熱帶及亞熱帶木材》）的學名演變。到了2000年，國家頒布的《紅木國家標準GB/T 18107—2000》采用了這些研究成果，而把海南黃花梨歸入香枝木類，并將其學名正式定為“降香黃檀”，從而使這一稱謂具備了法律效力。
2.類別之辨
與海南黃花梨相比，紅木國標對越南黃花梨的描述則語焉不詳，既沒有將越南黃花梨列入香枝木類，也沒有認定正式的中文學名，尤其怪異的是越南黃花梨在國際上也沒有準確的拉丁文規范名稱。如果因為紅木國標中沒有明確載明越南黃花梨屬于香枝木類，而將越黃和海黃看作不同的樹種，那么令人迷惑的是：將越黃木材拿到國家木材檢驗檢測中心鑒定，鑒定的結果又會證明越黃和海黃的細胞壁組織結構等具有一致性，給越黃出具的鑒定結果仍然是香枝木類。
明代黃花梨小藥箱
現代植物學對于海黃、越黃的辨別似乎無能為力了。但也有林業學家認為可以鑒別，廣西林業廳的木材學家李英健先生在其主編的《東盟紅木鑒賞》中甚至提出要根據兩者的解剖特征，特別是它們在顯微鏡下的木射線的分布狀況來加以區分：
（1）海南香枝木軸向薄壁組織以傍管帶狀及聚翼狀為主；而越南香枝木軸向薄壁組織以翼狀及聚翼狀為主。
（2）海南香枝木單列射線較少，以2～3列為主，射線組織同形、偶有異形Ⅲ型；越南香枝木單列射線的數量與多列射線幾乎相等，射線組織同形、偶有異形II、Ⅲ型。
但是李英健的這種鑒定方法似乎更多地停留在個人研究成果階段，并沒有得到國家木材鑒定檢驗機構的認可和參照，也沒有得到驗證和重視。
在現代植物學難以分辨的情況下，令植物學家尷尬的是：紅木家具行業的資深行家以及工廠開料的工人，已可憑借其對材料的了解與經驗區分海南黃花梨和越南黃花梨，這種鑒定方式在行業內也已被廣泛認可和運用。
因此，不斷有人提出“海南黃花梨與越南黃花梨是否是同一樹種”的問題，更有一些學者和植物學家提議將海南黃花梨改名為“黃花黎”，甚至將越南黃花梨歸入到草花梨或者白酸枝的類別?？陀^看待這些爭議，筆者認為學術爭論的存在，對于認識黃花梨的屬性等有一定的意義。但是從市場發展來看又沒有太多價值：在現階段植物學無法分辨海黃與越黃的情況下，植物學家自然失去了鑒別的話語權。因此當前黃花梨的市場還是以行業認可的“肉眼”鑒別方式在有序進行，并沒有因為這些名稱的變化或者類別劃分的褒貶而產生價格的波動。
明代黃花梨小藥箱局部紋理瑰麗縝密
3.材質的優劣
除樹種歸屬及名稱外，“海越之爭”的內容還包括材質方面的差別。在當代傳統家具行業及市場中，大家一直都承認海南黃花梨與越南黃花梨之間存在材質差異?？陀^來說，同等級別的海南黃花梨在材質密度、油潤通透性和琥珀感上要勝出越南黃花梨一籌，依據經驗和肉眼鑒別并不太難。難的是將不同等級的材料并列對比，就會使人困惑和誤判。例如有些顏色深、油性大的頂級越南黃花梨根部料，其紋理、密度等都非常出眾，比較容易與海南黃花梨的次頂級材料混淆。
在同一級別之下，相比越南黃花梨來說，海南黃花梨的質地更為密實，色澤更深，紋理更加美觀且變化多端，油性略重，反光感較強，新切面辛香味較濃，放久后能留有淡香。但以上這些都還屬于比較粗淺的質感認識，要能真正識別海南黃花梨與越南黃花梨，一定要建立在多看、多玩、多請教的基礎上，全方位地細致考察其紋理、色澤、光澤、香味等表性特征，進行綜合判斷，千萬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迷信書本畫冊，否則很容易犯“按圖索驥”的錯誤。
伍氏興隆——海南黃花梨甜瓜鼓墩
三、黃花梨老家具的用材構成
明式家具造型簡練而韻味深遠，從中體現了當時文人、士大夫的審美態度。而選用淡雅素樸的黃花梨制作明式家具，可謂相輔相成，是材質與家具藝術形式的完美組合，更使明式黃花梨家具得以馳名中外。
然而談及黃花梨老家具的用材構成狀況，一直存在廣泛爭議，也是除稱謂之外導致“海越之爭”的另一個重要緣由。有學者提出，只有海南黃花梨才是真正的黃花梨，明清到代的黃花梨老家具都用海南黃花梨制成，而用越南黃花梨制作的家具都是當代的仿古家具，越南黃花梨木材從1996年以后才在市場上出現。
伍氏興隆——海南黃花梨高束腰條桌
這些觀點實際上否定了越南黃花梨在明清老家具中的應用，但據一些史籍記載及現存的黃花梨老家具的材質特征來看，這些觀點似乎都忽略了歷史事實的描述記載，也缺乏對海南當地資源狀況的實地調查。如：
1.歷史上已有東南亞國家向中國進貢黃花梨的記錄，晚明開放海禁政策直接促成了蘇杭一帶黃花梨家具的風行。對此，筆者查閱了《西洋朝貢典錄·占城國第一》，其載：“其朝貢以三載。……永樂后，其國與諸國皆來朝貢，始定每三年一來?！湄曃铮骸ɡ枘?、烏木、蘇木……番花手帕、兜羅綿被、洗白布泥?！睆恼汲菄ń裨侥夏喜康貐^）頻繁地向明朝進貢的史實來看，歷史上確有來自海南之外的黃花梨傳入中國。而據王世襄先生在《明式家具研究》中的考證，晚明隆慶開放海禁，允許私人海外貿易以后，在中國蘇杭一帶風行的黃花梨家具更不能排除用越南黃花梨制成的。
2.從存世的一些黃花梨大型家具的木料特征來看，越南黃花梨與海南黃花梨存在明顯差異。從現存各大博物館與收藏家手中的黃花梨老家具藏品來看，如果家具系使用整件黃花梨厚板制成的大翹頭案、架幾大案、大畫案、大型頂箱柜等，其板材規格固然驚人，但密度則稍顯松散，油性不重，與一般的海南黃花梨木料存在明顯差異，通過仔細查看其外表質感及紋路，可以確定其應為越南黃花梨材質。對此觀點，許多從事古董家具收藏的前輩也多有贊同。
3.海南黃花梨大板材極其鮮見，相關的大型樹根也不曾發現。一些大型黃花梨老家具存在使用板材大料的事實，但另一個事實是，在當前的黃花梨板材中未能看到如此大料。對于后者事實，也有人提出質疑：認為在明代海南黃花梨的確存在巨型大料，只是過度砍伐導致它們絕跡。對此看法，我們還是應該依客觀事實來論定。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很多古典家具制作廠家已開始使用海南黃花梨制作仿古家具。當時業內購買的海南黃花梨木料，有很多是海南黎民朋友從山上所挖的黃花梨的樹頭、樹根，從許多樹頭斷截面因風化腐化形成的皮殼來看，足以證明它們有數百年的歷史，但從海南當地遺存的樹根來看，還從沒發現直徑超過60厘米以上的材料，此外也沒有人在海南收購過直徑60厘米、長度2米以上，厚度10厘米以上的海南黃花梨大板舊料。海南黃花梨樹根深置山中數百年，可以說是對其以往木料規格的最好說明，而巨型的樹根尚不得見，又何來海南黃花梨的大型板材。據此，我們也能從反面來判斷一些存世的大型黃花梨老家具木料的產地問題。
由此可見，歷史上明清黃花梨家具的制作的確存在海南黃花梨與越南黃花梨并用的情況，特別是在一些大型的、使用大板材的黃花梨家具中，更是以越南黃花梨居多。也正是因為越南黃花梨的使用，才使得眾多的黃花梨經典重器的制作不至于用偏小的板材來拼湊，從而保持了其材質上的完整性，凸顯了這些黃花梨家具經典重器應有的大氣風范。
伍氏興隆——海南黃花梨四出頭管帽椅
四、如何看待“海越之爭”
海南黃花梨與越南黃花梨同是歷史上用來制作黃花梨家具的木材，共鑄了明式黃花梨家具藝術的輝煌。因此，看待這場“海越之爭”，我們應該跳出單純進行木料分類的局限，而要更多地從“木料服務于家具”這一關系層面來進行分析判斷。應該正視，木材僅僅只是傳統家具藝術形式的一個載體，決不能完全代表一件家具的全部價值。
以明式家具為例，其最大魅力在于其藝術形式能夠恰到好處地傳達中國傳統儒家、道家以及禪學的藝術審美魅力。在家具的造型結構方面，它采用中國特有的榫卯手法，并在造型設計中將人體工程學、力學與外形美感予以完美結合，從而達到了前所未有且獨步古今的藝術高度，中國的明式家具得以聞名中外的原因也在于此。近些年來，中國明清時期的黃花梨家具，其成交價格一直在國際各大拍賣場上屢創新高，但其中大部分黃花梨家具所體現的海南黃花梨的特征并不明顯，但是卻也毫不影響人們對這些黃花梨家具的喜愛以及對其價值的認定。
從學術研究意義來看，我們研究古典家具，更應該站在藝術研究的高度上去探討其文化內涵、審美發展以及工藝的傳承發展問題。如果離開了古典家具這一藝術形式，對于家具木料分類、名稱辨析、價格定位等方面進行爭論都將毫無意義。
隨著人們對古典家具這種藝術形式認識的提升以及當代仿古家具行業的發展進步，古典家具市場會出現行業細分，家具的價值定位問題會得到更多人的重視，其價值評估體系也將更為成熟。對于黃花梨家具來說，木材的種類僅是影響其價值的因素之一，其整體的設計品位及藝術價值的高低才是決定價格的關鍵，這也是中國傳統家具最大的魅力。（陳建華∕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