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2/12 | 來源：藝術家提供
[摘要]王世襄相繼出版了《明式家具珍賞》和《明式家具研究》兩本古典家具專著，一時間在中國乃至世界古典家具收藏界引起了巨大反響。家具收藏界在王世襄這兩本書中獲得知識的同時，更關注收錄在書中的那些精美的黃花梨、紫檀家具的收藏去向，甚至有些藏家曾想盡辦法試圖說服王世襄轉讓這批珍貴的家具，并在價格上開出了天文數字。
上世紀80年代，王世襄相繼出版了《明式家具珍賞》和《明式家具研究》兩本古典家具專著，一時間在中國乃至世界古典家具收藏界引起了巨大反響。上世紀80年代初，隨著中國經濟的逐步崛起，收藏熱潮在神州大地迅速蔓延開來，古玩、字畫、瓷器乃至古典家具的價格均扶搖直上。家具收藏界在王世襄這兩本書中獲得知識的同時，更關注收錄在書中的那些精美的黃花梨、紫檀家具的收藏去向，甚至有些藏家曾想盡辦法試圖說服王世襄轉讓這批珍貴的家具，并在價格上開出了天文數字。但是王世襄并不為所動，他想給他傾盡一生心血的收藏找一個最好的歸宿。這一批明清家具是王世襄為研究中國家具史而精心收藏的，是王世襄耗數十年之功從成百上千件古代家具中選出的上上品，而且，經過王世襄的耙梳整理，這些家具早已成為明清家具的標準器，是一段流傳有序的明清家具史。
對于王世襄的這批珍藏，著名家具鑒定家、上海博物館的王正書曾做過如此評價：“這些作品經王世襄先生對其造型、結構、紋飾和榫卯技術的解剖和分析，現已成為明式家居的經典范例載入史冊。故凡1985年以后成書的家具著述，在論述明清家具時代風格時，無不以此為實例。”
由此看來，王世襄收藏的這幾十件家具早已成為中國明清家具史上的一個符號，其珍貴性可見一斑，王世襄不想使其分散，準備全部捐贈給國家，讓更多的人在博物館中享受中國古代家具的神韻之美。
收錄在《明式家具珍賞》中的家具一共一百七十五件，其中收錄有王世襄本人收藏六十五件。據我收藏的這批抄家清單中可知，王世襄一共收藏八十件各式家具，除上世紀60年代將一件黃花梨交杌贈送給好友楊乃濟以外，其余七十九件均堆積在北京東城芳嘉園王家劫后僅余的四間北屋內。這些家具是王世襄經多年搜集而得，大都是明清家具精品之中的精品。上世紀90年代初，這時的王世襄已年屆耄耋，他開始思索這批家具的最終去向。
王世襄的收藏觀比較豁達，他一直認為一切收藏皆“由我得之，由我遣之”。對于一切藏品，他的態度是：“只要我對它進行過研究，獲得知識，歸宿得當，能起作用，我不但舍得，而且會很高興。”王世襄后來在接受記者采訪談到這批家具捐贈時也曾訴說個中緣由：當時也有迫使我不得不處理的原因，北京實行私房改造時，凡出租房達到15間，便要歸公。我家有一所房長期出租，只有11間，不夠沒收條件。房管局和街道知道我家中廂房存放家具，就全力動員我出租，并以如不出租，將占用廂房辦托兒所或辦街道食堂相威脅。不得已我只好出租，從此產權就不屬于我了！家具只好堆入北屋三間。但后院有五家住戶的小廚房
利用我北屋的后墻作為廚房的后墻。小廚房都用油氈作頂，距北屋房檐只有三尺。任何一個小廚房起火，北屋和紅木家具都將同付一炬。還有房管局安排搬來的住戶，是白鐵匠，整天打鐵，焊洋鐵壺，做烤箱，使我不能休息。他的老婆專撿破爛，堆了滿院子，還在院
內蓋住房。我請街道協調此事，街道袒護他，因為我是摘帽“右派”。在上述情況下，我只有搬家了。但單位不分給我房，買房又買不起……
居住的環境越來越差，這嚴重影響了王世襄的生活和創作，他想搬家，找一所安靜之處頤養天年，但手中沒錢，商品房買不起，單位又無房可分，年屆八旬的王世襄一時陷入兩難境地。其實文革的無序遺留下來的問題，同時困擾著和王世襄同時代的知識分子，著名劇作家吳祖光也有與王世襄同樣的遭遇，他在《世紀老人——吳祖光卷》中曾這樣訴說有關他的住房問題：我的四合院，王府井帥府園馬家廟九號，“文革”時被占了。闖進來的頭一家是翠華樓的書記，占了我的西屋。第二個是個工人，黨員，占了我的南屋。他們占了我們的屋子，連我們的家具也一起占了，而且還不夠，還到我們住的屋子去拿，一個錢也不給。水電費也不給，還買最亮的燈泡用。我們什么也不敢說，我們是受氣的主兒。他們是革命，我們是反革命，革命就是搶人東西占人東西？我是受了葉盛蘭啟發換了樓房。我寫過。有一天上街的時候，坐公共汽車碰到葉盛蘭，我們互相交流情況。他自己也有房，也被占了一大部分。他還告訴我：不止一兩家占有私宅的人都發生同樣的情況。住房被強占了，這些人不僅強占住房，而且欺負房主人。他勸我，住不起可是躲得起呀，趁現在還剩幾間，可以換樓房。那樣，門一關就是自己的天下，也不受人管制，也不受氣了。這樣我就找到房管局的朋友，拿我剩下的北屋和東屋大概七八間換了四間樓房，換到和平里。
恰好此時，上海博物館新建，王世襄的老友、香港實業家莊貴侖先生想替父親買一批家具捐給上博，以了父親的遺愿。莊貴侖，浙江寧波人，生于上海，現為香港富茂有限公司董事長，著名的文物收藏家。他的父親莊志宸、叔父莊志剛是民國時期上海有名的民族工業家，兄弟二人有一個共同的愛好，就是做木工，后移居香港，做木工的愛好亦陪伴終生。莊貴侖先生為感念先賢、回報社會，經與王世襄多次商談，最后以市值的十分之一的價格買下了王世襄所藏的七十九件珍貴家具。關于這批家具的捐贈過程，王世襄曾在《明清家具集萃》序一文中有較為詳細的敘述：
搜集家具實非易事，收藏保管實更艱難。新中國成立后，社會變革已使家中舊宅日益狹隘。“文革”后更淪為大雜院、貧民窟。且地處危房改建區，一旦通知搬遷，急于星火，故常惴惴不可終日，并深感所藏家具已不可能長為己有。數十年心力所萃，只有由國家博物館保管陳列，始不致流離分散，且可供人觀賞研究，物盡其用，此實為最理想之歸宿。時上海博物館新廈在修建中，機緣巧合，吾友莊貴侖先生正籌劃用捐獻文物、開辟展館之方式報效國家，并借以紀念先人志宸、志剛兩先生昔年在滬創辦民族工業之業績。承蒙不棄，枉駕相商。喜其志愿，契合素旨；更感其為公解囊，不為私有。于襄則但祈可以所得易市巷一廛，垂暮之年，堪以終老，此外是無他求。故不計所藏之值，欣然將七十九件全部割愛。1993年2月上海博物館飭員來京，點收運滬。以上為搜集所藏，前后幾達半個世紀，由我得之由我遣之，化私為公，深慶得所之簡略經過。
莊貴侖付給王世襄一共100萬美金，為當時國際行情的十分之一。王世襄用這筆錢在北京朝陽區芳草地購寓所一處，自此搬離了他生活過八十年的芳嘉園。在芳草地儷松新居內，王世襄開始了他晚年創作的最后一個輝煌階段。
關于王世襄舊藏黃花梨、紫檀家具“捐贈”上海一事，北京文物界有關人士頗多微詞，坊間關于王世襄家具“捐贈”一事更是眾說紛紜。有人說王世襄根本不熱愛生活過的北京，所以才將家具“捐贈”上海；也有人說王世襄將家具賣了一百萬美金，他只愛金錢不愛國等上綱上線的流言飛語一時充徹市巷。王世襄半生蹉跎，早參透了世態炎涼，他一貫堅持“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收藏觀，所以對坊間的一些無聊的傳聞皆置之不理。這更為“捐贈”一事布下重重迷霧。王世襄將大半生收藏低價勻給莊貴侖，并由后者轉贈給上海博物館，這其中難道真如坊間傳言那樣，是由于王世襄不熱愛北京嗎？一個偶然的機會使我了解了事情的另外一個版本。
2010年3月的一天，我應朋友的邀請參加一個聚會，席間與全國青聯常委孫雪濤先生閑聊，說起我最新正在準備出版的書稿《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實錄——煙云儷松居》。孫雪濤兄突然說：“我與王世襄先生90年代初就認識了，而且為了他的家具捐贈一事幫過小忙呢。”欣喜之余，與孫雪濤兄另約時間詳談。2010年6月26日與雪濤兄一同出差鄭州，忙完一天的公務后進行了一次詳談，于是得以了解王世襄捐贈的另一個版本……
先簡要介紹一下雪濤兄，孫雪濤，安徽太和人，1966年出生，畢業于河海大學水利工程專業，北京師范大學環境科學博士，一度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錢正英的秘書。錢正英，女，1922年7月4日生于上海，是我國著名的水利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歷任水利電力部、水利部部長，是全國政協七、八、九屆副主席。在七屆政協副主席任上擔任全國政協知識分子政策小組組長，負責落實“文革”中遺留的有關知識分子問題。王世襄是全國政協六、七屆委員，在委員中歸屬于文化藝術界別。
在落實王世襄有關“文革”抄家文物的歸還問題中，錢正英與王世襄相識，繼而兩人又成為好友。錢正英佩服王世襄的博學多識，她曾說:“王世襄是京城第一大玩家……在國內的名氣遠不如在國外的名氣大……我不管遇到中國古文問題，還是英文問題，有疑難的地方就打電話向他請教，他都能給我答復。”錢正英與王世襄的夫人袁荃猷也有較深的友誼。有一年，泰國王后邀請錢正英副主席訪問泰國，當考慮送什么禮物給泰王時，一時犯了難。后來王世襄夫婦知道了此事。王夫人袁荃猷擅長剪紙，曾出版剪紙專著《游刃集》。她就利用嫻熟而又精湛地剪藝，把泰王和王后的生肖巧妙的剪在一幅剪紙上。錢正英在泰王宮當場介
紹了剪紙的內容和王世襄夫人袁荃猷的情況，泰國王、王后非常感動，將這件剪紙作為珍貴的藝術品收藏。錢正英一生致力于中國的水利工程，她為祖國的水利事業鍥而不舍，可謂奉獻了平生。她素喜民族英雄林則徐的名句：“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并把它當做自己的座右銘，為此，她曾請王世襄將此名言寫成對聯懸掛于書房以勵志。2005年3月，《人民日報》海外版記者采訪錢正英副主席，她曾這樣介紹王世襄：“我在我的書房里請人寫了副對子，我請的人是你想不到的，叫王世襄，有名的文物學家，我們倆是很好的朋友。我請他寫的對子是林則徐的兩句話：‘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水利工程是非常復雜的事情，是人和自然直接關系的事情。一定要容百家之言，廣泛聽取不同的意見，特別是反面的意見。要慎重決策，盡量避免失誤。一定要有無私無畏的精神。這就是我搞水利的人生感悟。”
1993年初，王世襄邀請錢正英到東城芳嘉園老宅做客。走進王世襄僅余的四間北屋內，錢正英仿佛一下子闖進了中國傳統藝術的殿堂，看到數百件文物都擁擠在這四間北屋內，所有的家具均被主人拆散了疊放在一起，佛像、圖書、瓷器更是擺滿了屋子的角角落落，當時的情形可以說是除了一張床和一張主人寫作的桌子之外，房間再無任何多余的空間。平常人很難想象，就是在這樣的艱苦條件下，一部部驚世駭俗的有關中國傳統文化的巨著相繼出版發行。在王世襄的講解下，她對中國明式家具的藝術價值第一次有了較為全面的認識，同時又為王世襄嚴謹的治學態度和一心向學的精神所深深感佩。錢正英作為分管科、教、文、衛的政協副主席，一向關注每一位政協委員的生活和學習，并積極幫助他們解決在生活中遇到的實際困難，她于是便詢問王世襄有何困難需要解決。王世襄便把自己住房困難情況向錢正英作了匯報，并表示自己已年屆耄耋、來日無多，愿意將自己收藏的明清家具捐給北京市有關部門，作為照顧，希望北京市給自己調配一處住房作為頤養天年之所。錢正英爽快地答應了王世襄的請求，并很快向北京市相關領導寫信說明了王世襄的情況。因為有了國家領導人的關懷，這件事情便很快有了回音，王世襄收到了北京市有關領導的批件，讓他去找相關部門協調有關捐贈和解決住房一事。
1993年10月8日或者9日，孫雪濤正在家中照顧剛剛出生的孩子，忽然接到王世襄的電話，說他已拿到北京市領導的批件，要孫雪濤陪同去找北京市房管部門。匆忙之間，孫雪濤打車趕到與王老相約的地點，接待方看了市領導的批件后，并沒有表現得誠惶誠恐，當王世襄表述了自己的想法后，對方表示很難達到王世襄的要求。可能對傳統文化了解不夠，對王世襄所要捐獻的珍貴家具的價值可謂一無所知，幾經交涉協商，終因主管部門答應的住房面積和王世襄的要求相差甚遠，這件事就這樣無果而終了。孫雪濤陪著王世襄從主管部門走出來，二人心情充滿了沮喪，王世襄拿著市領導的批件向孫雪濤解嘲說：都說這位領導的批示大有學問，橫著批寫和豎著批寫結果不同，說豎著批肯定辦，橫著批肯定不辦，咱們的批件就是橫著批的，我原來不信，現在看來果真如此。
王世襄是個辦事認真細致的人，約過了一個禮拜，他將孫雪濤打車的費用約二十幾元用信封給寄到了家里。“當時對王老了解不多，信封隨手就扔了，如果留下來也是對這位文博大家的很好的紀念啊！”孫雪濤不無遺憾地對我說。
聽完孫雪濤兄的敘述后，我不禁陷入了迷茫。據我了解，王世襄從沒有在任何場所提到過此事，而且他在所有的文章中都強調早在1993年2月，上海博物館飭員來京將家具運走，這樣一來時間上和孫雪濤兄的敘述就有了時間差，究竟是王世襄不愿提這段傷心事，還是孫雪濤記憶有誤？在成就此文的過程中我曾數次向孫雪濤兄求證，雪濤兄皆以肯定的語氣回答我：“沒錯，時間的大致年份和月份都是準確的。”
到底是雪濤兄的記憶有誤，在陪同王世襄去找相關領導的日期上出現了差錯，還是王世襄有意回避這一段尷尬傷心的歷史，因此著意將捐贈日期寫在了去找北京相關領導之前？據此問題，我又數次致電上海博物館相關工作人員，卻終因種種原因未得知確切日期，而且在致電過程中，也被明確告知，這批明清古典家具的捐贈人是莊貴侖，并非是王世襄。不知王老在天之靈，會對此作何感想？好在，他早已參透世事，生前對種種非議都泰然處之，又如何會在意身后事呢？
在王世襄珍藏家具“捐贈”的過程中，到底經歷了哪些故事，內心經過了什么樣的掙扎，最終是何原因促成他低價轉賣這些價值連城的文物？那些曲徑通幽處的細節，都隨著王世襄先生的去世，而變得有些撲朔迷離了。不過，王世襄通過這種“曲線救國”的方式將這批家具送往上海博物館，讓更多的普羅大眾得以觀摩欣賞這些祖國的藝術精品，而并非讓它們只成為某些富有階層的專享，從這點來說，王世襄的心愿也得到了滿足。2001年，受《藝術世界》的邀訪，王世襄和老友黃苗子有一段對話，其中很詳細地談了有關這批家具捐贈的前后想法。我想這一段表述可能最接近王世襄先生的內心真實，今錄如下，讓我們來聽一聽王世襄先生的心聲吧：
我不愿家具分散，我希望他歸國家博物館所有，能永久保存。但我又捐贈不起，因為我需要有一處住房，可以安居。后來遇到香港的莊先生，他想買我的家具送上海博物館來紀念他的先輩。我說只要你全部歸公，自己一件也不留，那么我印在書中(指《明式家具珍賞》一書)的七十九件全部奉送，報酬不計，給多少是多少。只要夠我買房就行了。就這樣，我的全部家具收藏到了上海博物館。后來，好多親友都說我賣虧了。我不以為然。我認為這是為我的家具畫了一個圓滿的句號。所得雖遠遠低于所值，我卻心情舒暢，老伴也十分高興。因為我們把用了畢生精力搜集到的心愛之物，安置到一個國家博物館，供大家欣賞研究；同時還彌補了長期以來，只有外國博物館里有“中國古代家具陳列室”而我國博物館卻沒有的遺憾。
以上就是關于王世襄先生珍藏家具“捐贈”的兩個不同版本，我本人不敢說哪一個更貼近真實，只是如實地將其記錄下來，也算對研究王世襄與明式家具豐富一份資料。
王世襄1914年生于北京，祖籍閩侯福州，號暢安，堂號儷松居，著名學者、收藏大家、文物鑒定家、明式家具研究泰斗。曾任國家文物局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研究員，全國政協六、七屆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著有《髹飾錄解說》《明式家具珍賞》《明式家具研究》《清代匠作則例匯編——佛作?門神作》《錦灰堆》(七卷)《中國古代音樂書目》《中國畫論研究》《竹刻藝術》《中國美術全集?漆器》《北京鴿哨》《竹刻》《蟋蟀譜集成》《說葫蘆》《錦灰堆——王世襄自選集》《明代鴿經清宮鴿譜》等三十余部專著。2009年11月28日，于北京去世，享年95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