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1/12 | 來源：中國古典家具網
[摘要]近二十年來，民間收藏不斷升溫，但不少收藏愛好者缺乏必要的理論知識與實踐經驗，遭受不少的挫折。《像他們那樣玩收藏》(沈嘉祿著）一書通過國內有成就的22位收藏家的尋寶故事，為收藏愛好者提供了可操作的實踐樣本。
近二十年來，民間收藏不斷升溫，但不少收藏愛好者缺乏必要的理論知識與實踐經驗，遭受不少的挫折。《像他們那樣玩收藏》(沈嘉祿著）一書通過國內有成就的22位收藏家的尋寶故事，為收藏愛好者提供了可操作的實踐樣本。他們的經驗表明，收藏一事，不能光從經濟價值或投資角度刻意追求，更應該著眼于藏品的審美價值與文化信息，通過對器物本身的研究，進而對歷史與文化進行思考。有了充足的知識儲備與平和的心態，才可能發現有價值的寶藏。
馬未都：似乎是李翰祥的最后托付
馬未都開始玩收藏時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人家還沒醒過來。清代的官窯瓷碗擱文物商店里，一大摞，十元錢一個，這讓他撿了不少便宜。北京南郊有個姓張的老頭，專門收農民從鄉下背來的各種瓷器，元兒八毛地收進來，加點錢出手。馬未都在他那里買了不少東西。一個雍正的民窯盤子，直徑一尺，才幾十元。一把唐代的越窯執壺，一百元。
后來馬未都又玩起了古典家具，但那會沒有舊貨市場。休息天，他跟幾個朋友坐車到鄉下去淘寶，一進村就找村長，把相關照片給村長看。村長馬上就說，這個誰誰家里有，我帶你們去。一進老鄉家門，果然擺在屋里。談價錢，成交。當時破舊家具不值幾個錢，農民都向往城市里人的生活，盼著將祖上傳下來的破舊家具換成那種光鮮的組合式家具。這種“城市化”的趨勢給了馬未都機會。但是，事情并不那么容易，人對家具是有感情的，老家具記載著生活的印記，日子長了就跟家里的成員一樣，舍不得離開它。有一次馬未都在一戶農民家里看到一對明代的柜子，式樣古樸，品相也不差。但家里最年長的爺爺，是個倔老頭，怎么也說不通。跟馬未都一起去的朋友是個古典家具商人，他有心眼，記下地址：某某縣某某村，村口大樹下某某家。回北京后寫信給老人家的鄰居，里面再夾了一封寫著自己家里地址的信，說一旦那老頭死了，就把那封信寄出，到時候我再來，給你一百元錢。后來他真收到信了：老人死了。馬未都和朋友立馬趕到鄉下，從老人后代手里把那對柜子買回來了。
1998年的某一天，香港著名電影導演李翰祥突然打電話給他：“我找你好長時間了，我的那些老家具想不要了，你幫我處理了吧。”
那天下午馬未都正好有事，雙方就約在下午四點以后見面，但因為種種原因，李翰祥到的時候是半夜十二點多了。李導給了他一份清單，上面羅列了十幾件有年份的硬木家具，還標了價錢。馬未都掃了一眼就說：“行，那咱們談談價錢吧。”但李翰祥好像很急，很快就走了。馬未都想反正接下來有時間談價，下家總要還掉一點的，這是古玩界的規矩。誰知，第二天晚報刊登一條消息：“李翰祥猝死”。馬未都捧著報紙覺得不可思議：哪個李翰祥？是不是還有一個李翰祥？
其實，李翰祥與馬未都見了面后，就直奔拍攝場地了，到那兒拍了一個鏡頭就猝死了。馬未都說：“他好像有預感，就把十幾件家具交給我了。死后他兒子找我，說既然父親生前把這些東西都托付給你了，那么這些東西跟你就有緣了。我想這就是緣分吧。我也沒法還價了，照單全收，幾十萬美元是分幾次付清的。”
后來我在馬未都的博物館里見到一張清代康熙紫檀螭龍三彎腿大畫桌，就是李翰祥轉讓給他的，下料很足，工又很精，包漿很亮，十足的宮廷氣派。按照現在的行情起碼也得四五千萬。
趙月汀：新瓷壺換回了一把唐代絞胎壺
趙月汀是古陶瓷收藏家，三十年來，為了尋覓古陶瓷，常常不惜傾家蕩產。去年6月，趙月汀將自己收藏的108件古陶瓷壺拿出來辦了個“百壺珍藏特展”，由于展品精彩，引起了世人矚目。從新石器時期崧澤文化到南宋年間上下5000年的陶瓷精品，而且窯口齊全，品相完好。
特展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把二里頭文化時期灰陶壺，從外觀上考察，陶壺腹下部以三個帶有原始生殖崇拜含義的乳狀空足穩穩立地，上部是一個人首形，以人首后腦作壺口，突出的小嘴作流，頸部以鋸齒狀項鏈作為裝飾。壺的正面則是一張人面，鋸齒狀的鼻子夸張生動，挖空的兩個小洞是眼睛，嘴角邊還各有幾根胡須，栩栩如生。考古學家張忠培教授認為這是“夏朝二里頭文化最完整、最精美的古陶壺”。
趙月汀的收藏品中還有把唐代黃釉絞胎壺，購得的經歷也是頗具傳奇色彩的。1989年底，趙月汀在五臺山參加全國警衛工作會議，會后他閑逛至附近一個小村子里，臨近中午時聞到從老鄉家里飄出的飯菜香，湊近一看，一戶農民擺好了小桌子要開飯了，桌上擱著的一把油壺引起了他的好奇。打過招呼后，他拿起來一看，嗬，原來是一把黃釉絞胎壺，再看器型，像是唐代風格。可惜在使用過程中，壺蓋已失，只剩一個壺身。趙月汀對老鄉說：“壺蓋沒了，這樣盛油不衛生嘛，我是畫畫的，喜歡這把壺的造型，再買一把新的跟你們換如何？”老鄉一聽臉色發光：有這等好事？欣然同意。
趙月汀馬上飛奔下山買了一把新瓷壺跟他們交換，又加了一點煙酒錢表示友好。回到機關后一番洗刷，歷經千年磨洗的唐壺發出熠熠的光彩，似乎會說話一樣。通體施黃釉，深褐色的木紋絞胎展現出奇妙的紋理，自然清晰，生動靈異。后來趙月汀經過查找資料得知，全世界像這樣的絞胎唐壺也只有三把，堪為稀世珍寶。
孫海芳：從香港追回越窯兵馬俑
坐落在魯迅故居附近的紹興越國文化博物館是一家規模較大的民間博物館，館長就是以收藏越窯而名揚天下的孫海芳。1997年，孫海芳得知有一個朋友收到兩件好東西，但轉手賣給了廣東人。他估計那人還滯留在浙江境內，就驅車趕到杭州，在華僑飯店的大堂里足足等了兩個小時，那人在確定安全之后，才出來見他一面。
孫海芳進了客房，對方拿出兩件東西給他看，一件是越國開國皇帝允常使用的青銅戈，上面有12個銘文。另一件是拳頭大小的青銅鼎，屬于春秋晚期。經過討價還價，以96萬元購得。后來孫海芳才知道，對方手里還有一件體量更大的允常戈，銘刻文字更多，最后流到了澳門。為此，孫海芳一直耿耿于懷。
后來孫海芳拿這兩件寶貝給浙江省考古所專家曹錦炎和上海博物館原館長馬承源鑒定，兩位老前輩一致認為：允常的戈是具有象征意義的，代表王權，而且歷史信息飽滿；那只青銅鼎工藝精美，有很高的美學價值。
最讓孫海芳得意的收獲是購藏了一套唐代兵馬俑。2001年，紹興某建筑工地發現了一座唐墓，一大批珍貴文物見光后很快“鳥獸散”了。孫海芳得知消息后趕到現場，獲悉已經有一批越窯青瓷兵馬俑被人賣到了香港。他知道越窯人物俑非常難得，而況數量巨大，就下決心要買回來。
他通過關系與那個香港文物商人通了電話，真誠表達了自己的心愿。幾番商量之后，香港商人就將其中18件瓷俑出讓給他，但要求他嚴守秘密，不得將此消息透露出去。因為像他這樣身價的古玩商人，將到手的東西再轉讓給大陸的同行是一件很丟人的事。孫海芳表示理解，遂以250萬元成交。
此后，孫海芳經常與那人保持聯系，增益感情。直至2007年越國文化博物館開館在即，孫海芳向他發出“最后通牒”：一定要將另一部分兵馬俑購回，讓它們完整地展現在世人面前。在孫海芳曉以民族大義后，那個商人才同意轉讓剩余的15件，至此，孫海芳為這組唐代越窯兵馬俑砸進去500萬元。
“有了這套兵馬俑，整座博物館就有了壓得住的分量。”孫海芳還說，“來參觀的專家一致認為，國家級的博物館還沒有這樣的東西。耿寶昌說了，這遠遠不是500萬的事。過去，國家博物館將關注點放在宋、元、明、清的官窯上，而事實上，高古陶瓷是極具價值的，現在他們也加強征集和研究了。”
張雄雄：白木家具也有非凡價值
收藏一事，最誘人、最刺激的就是買賣雙方斗智斗勇，拼的是知識與膽量。張雄雄是雜件收藏家，在文房家具收藏上就有多次意外的收獲。有一天，張雄雄與一位朋友來到上海西區一家古典家具店，他的朋友喜歡硬木家具，詢價后發現這路東西價格高得離譜，這幾年樓市有調控，而紫檀、黃花梨、紅酸枝等家具似乎一去不回頭。正欲怏怏離去，張雄雄突然眼睛一亮，一具櫸木香幾很委屈地縮在一堆老家具中，幾面上壓了一塊笨重的金磚，下面還塞進了一些不中看的雜物。但即使如此，還能看到香幾的四條腿線條挺拔，內翻馬蹄足和霸王棖毫發無損，素凈的風格足見其本是文房用品。他詢價后覺得店主并不當它一回事，就馬上擊掌敲定。隨身帶去的現金不多，他就前往銀行取錢。店主在他走出門時對張雄雄的朋友說：那位先生大概是剛剛入道的吧，怎么會對白木家具如此感興趣？而且也不還價。
但后來的事實證明，這具櫸木香幾是從一個名人家中流出來的，不僅器型典雅，而且文化含量也相當豐富，以材質來衡量肯定是低估了它。
讓張雄雄自豪的還有一件清康熙年間的黑漆底彩繪香幾、一件清早期紅木香幾。前者得來也有故事，四年前他與朋友在北京一家古董店里看到，張雄雄跟朋友說，這是一件山西大戶人家仿宮廷的香幾，值得收藏，但這位朋友沒吭聲。回上海后，他一直惦記著這件香幾。前不久逮著機會再訪北京這家古董店，看到那具黑底彩繪香幾還蹲在角落里，于是以四年前原價購得。“看來北京人也沒認識到這具香幾的歷史文化價值。”他說。至于后者，他是在上海一家店里買的，店主剛從外地收來，翻一個倍出手。
張雄雄買下后，前腳到家，后腳有一個臺灣商人跟來了，愿意加倍請張雄雄轉讓，張雄雄說：我不是為了錢而玩收藏的。
樊建川：一麻袋廢紙中揀出了宋子文簽名的支票
距成都不遠的歷史文化名鎮安仁古鎮上，有四川大地主劉文彩的莊園，但更吸引人的是由樊建川打造的建川博物館聚落。其亮點是抗戰文物系列陳列館，包括中流砥柱館、正面戰場館、飛虎奇兵館、不屈戰俘館、川軍抗戰館、援華美軍館等分館及抗戰老兵手印廣場和中國壯士群塑廣場。
樊建川收藏抗戰文物時還在部隊當兵，而后考大學、畢業教書，然后從科長干起，最后官拜宜賓市常務副市長。就在他“官運亨通”時，居然烏紗帽一摜，“下海”了。然而就在生意越做越大時，他將巨額資金投向了文物收藏，決定以一己之力打造一個抗戰博物館。
為了征集抗戰文物，他把日本作為收集的重要市場，數渡東瀛，與日本的收藏家爭奪藏品，并在日本發展了幾十個“線人”為他遞送拍賣會和舊貨市場“情報”。在國內，他的消息則更加靈通。2007年7月，北京某拍賣公司準備拍賣一批抗日史料。其中有日軍投降時繳出的機密公文，上面列有113個駐華部隊番號等，顯然是日軍侵華的罪證。拍賣目錄剛一寄出，咨詢電話一個接一個，海內外買主從四面八方趕到京城。樊建川聞知后，心急火燎，擔心自己的資金無法抗衡海外的富豪們，于是四方打聽賣主的地址，讓物主開價轉讓給建川博物館供陳列展覽用。樊建川趕赴北京、天津尋訪，終于在拍賣前一天找到賣主，經過一番談判，樊建川用真情與激情打動了賣主，賣主同意撤拍。而樊建川也以高于起拍價的價格將這批史料留下。
2007年年底，樊建川偶然得知重慶有一收藏家藏有大量援助抗戰前線的支票。他花了兩個多月時間與對方磨蹭，半年后，那收藏家終于將幾麻袋的支票打包作價數萬元賣給樊建川。運回成都后，樊建川花了好幾天對數十萬件支票進行鑒別，選出了二十多張“意義非凡的支票”，其中有一張是宋子文的親筆簽名，資金額是357萬美元，這在當時無疑是一個天文數!
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現在，樊建川成了200萬件文物的擁有者，為研究抗日戰爭史提供了許多極有價值的檔案資料。他將這些文物呈現于社會，實現了文物的公共價值，也就是最好的歸宿與終極目標——保管、教育與研究。摘自《像他們那樣玩收藏》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