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1/01 | 來源：中國紅木古典家具網
[摘要]盡管彼時伊爾汗國屬于波斯文化圈，但在蒙古帝國統(tǒng)一中國建立大元以后，它便理所當然地成了中華文明的一部分，所以這些細密畫更是研究中國元代家具非常典型的圖像資料，畫中的家具具有地道的蒙元風格，其中不乏一些新穎別致的器型甚至連國內都至今未見。
《史集》是14世紀初用波斯文寫成的世界通史性的巨著。 全書原分為三部：第一部為《蒙古史》，第二部為《世界史》，第三部為《世界地志》，但留傳至今的只有前兩部和一個殘缺不全的附編。
第一部《蒙古史》具有很高史料價值，是研究14世紀初以前的蒙古族史的最重要的基本史料之一，也是研究古代游牧部族社會制度、族源、民族學的重要資料。其中對13世紀以前蒙古地區(qū)各游牧部落及其重要人物的記載，對窩闊臺、貴由、蒙哥、忽必烈等各代大汗的記載，對四大汗國歷史的記載等，包含有許多為《蒙古秘史》(見《元朝秘史》)和漢籍上所無的重要資料或不同記載。
該書現(xiàn)存多種波斯語抄本。現(xiàn)存于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市托普卡庇薩萊圖書館中的1317年抄本是拉希德丁在世時的抄本，抄本上寫明該本于1317年11月在巴格達抄寫并繪有細密畫。（細密畫即小型、精密的繪畫，多用于書（手抄本）中插畫）。畫中繪有窩闊臺大可汗接見使臣，蒙哥大可汗及其嬪妃、拖雷可汗之九子等內容。這些細密畫既反映出中國文化的影響也體現(xiàn)著濃郁的民族特征 ，畫中的人物著裝都是典型的蒙古族服飾，其中的很多家具也體現(xiàn)著濃郁的蒙古風格。盡管彼時伊爾汗國屬于波斯文化圈，但在蒙古帝國統(tǒng)一中國建立大元以后，它便理所當然地成了中華文明的一部分，所以這些細密畫更是研究中國元代家具非常典型的圖像資料，畫中的家具具有地道的蒙元風格，其中不乏一些新穎別致的器型甚至連國內都至今未見。
比如下邊這幅畫，畫中的坐具非常別致，是供蒙古族最高統(tǒng)治者可汗極其夫人兩人同時共坐的雙人座椅，等級上相當于只有宋明帝王才能使用的寶座，但是宋明兩代皇帝的寶座是絕不能容夫妻二人共坐的，不是因為寶座小容不下，而是因為這從根本上就違背中原的禮制和人們長期以來的傳統(tǒng)觀念。所以從這點來講，這件坐具首先體現(xiàn)的是元代蒙古人的特殊習慣。另外一點，可能會有人以為這件坐具是自宋代寶座的造型演化而來，但是我們細細觀察，其實它和宋代寶座還是有著明顯區(qū)別的，很難看出二者之間的相似性或者說傳承性。
因為元朝統(tǒng)治集團雖在一定程度上繼承吸收了中原地區(qū)的政治、文化傳統(tǒng)，但又頑固地保留著自身的許多個性因素。體現(xiàn)在家具上也是這樣，這件坐具的靠背很高，儼然像個衣架，兩端出頭向上再向內翻出卷葉狀，兩側立柱與搭腦外側夾角之間裝飾掛牙，搭腦之下立柱之間還有一橫棖。夫婦二人坐在類似一隱囊的軟狀坐墊之上，因為坐墊之下覆有椅披所以我們窺不見其下邊形狀，但可以想象肯定是有一個平臺的矮坐，這個類似衣架的靠背就安裝在這個矮坐的后邊緣上。
宋代寶座共兩件，即《歷代帝王像》中宋太祖趙匡胤的龍頭寶座和太原晉祠圣母殿內對母坐下的凰頭寶座。而明代早期的寶座也找不到類似的這種樣式，反倒明代早期寶座的樣式承襲宋代樣式的特征十分明顯。
宋明兩代皇帝的寶座都僅供皇帝一人，而這件坐具是容納兩人并作而非君主一人獨坐。坐具上的主人是最高統(tǒng)治者和他的夫人，它既不像宋代的寶座，也不類乎明代的樣式。
再看這幅畫中的兩件高桌，桌面都比較寬大，都是夾頭榫兩側各裝兩個素刀牙板，內側的兩個刀牙板之間呈明顯斷開之勢，沒有做成像明清時期常見的貫通式牙條，這是宋元早期桌案牙板的常見的做法，到了明清則以貫通的牙條最為常見。這兩個桌一個有棖，一個無棖。有棖的桌，大邊的一側裝一根棖，抹頭的一側裝兩根棖，這大大增加了桌子的牢固性；無棖的桌帶有攔水線，上邊放有較小的餐飲器具，很明顯這是一件肴桌，是為了餐飲時膝蓋不受阻，所以不裝棖子。我們從圖中也能看出，那右側抬桌人的一條腿正好伸入到了桌面之下。另一件又棖的桌是再看下邊這幅畫中的桌子和第一幅圖中左下角的那張桌子，這兩件都應該是一種抽屜桌，只不過朝向我們一側的是桌子的背面，抽屜面的那側我們看不見。
在此之前已經在山西文水北峪口元代墓的墓室壁畫上發(fā)現(xiàn)過元代抽屜桌的形象，但這兩件抽屜桌做工更精致，前后兩面都有裝飾性的花牙，這進一步豐富了元代抽屜桌的造型。除此以外，筆者在畫中還發(fā)現(xiàn)了一具元代的連體桌，如圖（可汗即位）很明顯桌子中部還有一腿落地，所以可以斷定這是一件有六條腿的家具。
連體桌的發(fā)現(xiàn)可以使山西一帶常見的傳世明清連體桌有源可朔，有本可依，所以這件連體桌的形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另外，在這些細密畫中，我們還發(fā)現(xiàn)了一件比較少見的家具：經架，維語稱為“熱黑力”。
我們在《史集》的另一幅畫中找到了胡床的形象，下邊這幅畫描繪的是中國賢者向完者都呈獻史書的場景，戴著王冠的完者都（公元1304～1316年在位）坐著的正式一件兩足交叉的胡床，也即馬扎。
至今，新疆地區(qū)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在作宗教活動時仍可見到用其放置大部頭《可蘭經》。這種經架是用一塊整塊木頭挖出兩塊板狀結構，在其相交的地方進行雕鏤用以折疊，支起則為經架，放平則為兩板重疊。與此經架的形象相似，讓我們不得不聯(lián)想到胡床（今人稱之為馬扎）是否在當時也有使用。